元好问在金亡前后所创作的《续夷坚志》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地位。李正民先生就其《续夷坚志》说到：“此《夷坚志》虽续洪氏，而适当百二之会，灾变频仍，五行乖舛，有开必动，动关运会。非吊诡之卮言，实讥祥之外承。不贤识小，又何讥焉？”在肯定《续夷坚志》的文史价值的同时，也将其与《夷坚志》从本质上区别开来。但元好问之所以采用《续夷坚志》这样一个具有明显继承性的名字，可见其想法并不是要与《夷坚志》分庭抗礼，而主旨在于续写承继。因此，本文将以士人为切入点，对两者之间在内容上的联系做简单的介绍。

在展开分析之前，我们需要先对此处的“士人”做出界定。余英时在其《士与中国文化》中将“士”定义为“知识分子”，我们可以沿用其定义，同时，为与两书中的官员形象相区分，我们在此做出更进一步的界定，将“士人”定义为以科举为重要途径，以仕宦为主要人生目的，但尚未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。

一、重视前程

既然士人将仕途视作人生的最终目的，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重心必然是自身的前程。如《续夷坚志》中的《京娘墓》，元老在上京赶考途中“霖雨泥淖，车不能进”“车独行数里而轴折”，在这样艰难无措的情境下，却得到昔日与之相恋的女鬼京娘的帮助，“知君有难，故来相慰耳”。京娘的如此相助，得到的不是恋人重逢的喜悦，也不是雪中送炭的感激，而是仅仅一句“我前途所至，可得知否”。《夷坚志》开篇第一个故事就讲到了士人对于自身前程的关注：孙九鼎遇到已死的姐夫，当知道见到此人对自己身体无损之后，“即询前程”。此人尚知将身家性命置于官位前途之前，更有甚者将仕途看得比自身性命更为重要：在《杨证知命》中，杨证已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预测——“吾必登第，正恐死不久;脱或下第，庶可少延”，但是在此情况下，他仍然不想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，“为功名之心所驱，卒入试”，最终“及到官，数月而卒”。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当时士人对于科举结果、自身仕途的极度重视，将其看作人生的头等大事。

二、迷信鬼神

在宋金，科举虽然越发正规化，使得每个人都有公平的竞争机会，但同时也使得参考人数激增，导致录取比例下降。每个人都有做官的机会，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官，更多的人付出一生的心血却只能是一事无成。在这种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，士人除了寒窗苦读之外，只能将命运交付上天，求仙问卜成为士人间“时尚”而又无奈的举措。《续夷坚志》的《北面大王》中参政梁公肃举子时“祈仙问前途”，《盗谢王君和》中王献可在待榜中“祝骰钱以卜前程”。除此之外，更有《黄真人》用一整篇的篇幅叙述士人在前途未卜之时对鬼神的依赖，在此篇中，士人之父先是询问黄真人考试题目，等到考完试之后，又询问其是否登第。在考前想通过鬼神得到提示，以求能超过他人独占鳌头，等到结束后，又迫切想知道结果，将当时士人对科举的重视、内心的忐忑刻画得入木三分。《夷坚志》中更是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士人通过占卜、祈仙求梦、相面、祝盃筊、卦影甚至靠博具等各种迷信手段询问自己的前途。如甲志卷四《孙巨源官职》中巨源“尝登州谒东海庙，密祷于神，欲知他日科第及爵位所至”，卷七《罗鞏阴遣》中“学有祠，甚灵显，鞏每以前程事，朝夕默祷”。

对科举的重视与对前程的惶恐，不仅使得士人主动去求仙问卜，更将生活中的一些奇异事件与科举前途相联系，认为这是上天给予的征兆，暗示着自身的前途，如甲志卷四中的《驿舍怪》中，四人同止道旁驿舍，其中三人都被一个怪物嗅“士人之面至足”，只有侯元功没有受到怪物的闻嗅，果然科举“元功擢第，而三人者遭黜”。甚至一些寻常认为不好的事情也可看作吉兆，如《续夷坚志》中《贺端中见鬼》，按照常理见鬼并非好事，但贺却“此举登科”，把鬼作为可以带来科举好运的“吉祥物”。有些士人不仅把梦境与现实联系起来，甚至把梦中的情境落实到现实中，以求让现实复制梦境，最突出的一类就是为应梦而改名。甲志卷六《李似之》文中，正路因梦中有人“出片纸，阔二寸许，上有‘弥逊二字以示之”而企图改名，即便在当时“须申礼部乃得易”的复杂情况下，依旧得偿所愿。

尽管对科举给予充分重视，既刻苦攻读又祈仙拜神，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愿，录取比例过低导致科场失利的人数总比如愿的人要少。这些落榜士人在主观上并不承认是自己学术上的欠缺导致落榜，而是尽其所能地为自己的失利寻找借口，认为科名和前程都是命定的，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天定的结果。在《续夷坚志》的《玉儿》一篇中，鬼夫人玉儿“以手遍抚睡者云：此人及第，此人不及第”，而结果竟是“皆如其言”。在未科考之前便可预先知道科举结果，由此可见科名早已命定，与临考发挥、平素学识等并没有很大的关系。《夷坚志》丙志卷十一《锦香囊》中，一妇人称仍是布衣的龚滂为“中丞”，并解释道“君明年登名乡书，即擢第，前程定矣”。

既然科举结果是前定的，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获得了不同的科举结果呢？时人更多地将其归结为阴德的作用，积德便可以得到好的前程，这种积德可以是自己做了善事，如《夷坚志》甲志卷五《许叔微》中，许因行医“所活不可胜记”，所以梦中有人以诗的形式告知他会做官，结果也确实如梦中所言。还可以是父辈或其他亲属做过善事，功德也可惠及子孙，如《续夷坚志》中所记的《王叟阴德》中，王叟凭良心行医，不仅身体康健，举家“夫妇皆结发，推户为县中第一”，其子孙更是官场有名：“第四子荣，以军功官宣武军鲁山尉;长孙中武举，某州巡检”，这正是一人为善，全家受益的典例。相反，如果自己做过缺德之事，就会遭到报应，哪怕本应有的科名也会落入他人囊中。《夷坚志》丁志卷五《三士问相》中，相者对前来问前途的黄崇言道：“姑以君今日论之，法当得升朝官以上，奈何作不义事，谋财杀人，阴遣已重，速归。非久当死，不必赴省试也。”其为谋家产杀死新生弟弟，因而失去本应有的官，性命不久。可见德行在科举中的重要作用。

三、“另类”士人

在官本位的宋金社会，以仕途为最要紧之事是社会的主要潮流，但是总有人能够从功名利禄中脱身而出，读书仅仅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，而非升官发财。《夷坚志》支庚卷四《碧石骰盆》中的姜潛便是这样一个读书不为功名之人：“姜好学，有隐操，崇宁间，郡以其名闻于朝。降召命再三，竟不肯起，乃赐先生之称。”《续夷坚志》中《卫文仲》一文，也为我们记述了卫文仲这样一位不图名利的士人，“性好淡泊，读书学道，故仕宦不进”。这在当时的社会可谓异类，可正是这样的异类，给当时争名逐利的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读书风气，也因此得到了作者的赞赏。

以小见大，由我们以上从《续夷坚志》与《夷坚志》在士人形象这一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，《续夷坚志》很大程度上继承了《夷坚志》的传统，将研究眼光放在两者的比较上固然有其研究价值及合理性，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发展。（刘倩倩）

参考文献：

[1]何卓点校，洪迈撰.夷坚志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.

[2]李正民.续夷坚志评注[M].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9.